这一决定使我心中暗暗高兴，及时准备着上任。但是有人向上级有关领导反映，企图换掉我把他选中，其实这些作法都是徒劳的。
有一位副县长体弱多病，食欲不振四肢无力，多年来经中西医治疗始终没有离开药罐子。我知道他是位老游击队员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打了多少年游击，在那战争环境中饥一顿饱一顿的，生的也吃硬的也吃，辣的也吃酸的也吃，有什么吃什么，有时几天难吃一顿饱饭，久而久之，把胃整坏了。
病人主诉上腹部有饱胀感，有时出现疼痛不适，食欲下降，恶心嗳气，长期反复发作时好时坏。经过查体未发现明显异常，我初步认为能是慢性胃炎，而不像是胃溃疡。它的主要症状是上腹疼痛，与进食有一定关系，反酸明显，这位病人没有这些表现，所以以排除胃溃疡。
慢性胃炎分为浅表性、萎缩性和肥厚性三种，这主要是通过胃镜检查才能做出判断。六十年代初期的县医院没有这个条件，只能通过详细观察和了解病史作出诊断，因而我倾向于萎缩性胃炎。
萎缩性胃炎以说是一个独立的疾病，也以认为是全身性疾病的一种表现，这位病人在战争环境中，由于萎缩性胃炎是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良，临床表现为贫血、消瘦、舌萎缩及腹泻等症状。所谓萎缩，顾名思义就是胃的黏膜皱壁变得平滑，黏膜层变薄，腺体大部分消失，因而胃的分泌功能降低，胃酸及胃蛋白酶减少，才会出现消化不良，食欲不振，营养缺乏，贫血清痩等等症状，这一切都成为诊断这位病人的有力依据。
为了进一步证实萎缩性胃炎的诊断，还以采用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来证实，于是我只给病人开了胃蛋由酶合剂，内服后进行跟踪观察，病人喜出望外地发现能吃饭了，精神大为好转。人是铁饭是钢嘛，这已初步说明我的诊断是正确的。我除继续使用胃蛋白酶合剂外，还给开了一些帮助消化的药物，又适当地补充一些营养，经过一段治疗身体在慢慢恢复。
但是对此不掉以轻心，因为慢性胃炎如果能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是有能治愈的，但这位病人时间过长不能太观。相反少数萎缩性胃炎以演变为胃癌，必须严防这种现象发生。
除继续坚持治疗外，吃饭就成了大问题，必须做到饮食卫生，容易消化，戒烟戒酒，避免刺激性食物，过热过冷食物、过硬不易消化的食物等，还要定时定量，也不能饥一顿饱一顿。这一切都需要病人配合才能见效。
我的第一炮总算打响了，赢得了各位领导的信任，保健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。不久我就成为县级领导家里的常客，他们的夫人及其子女的病也都由我全包了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，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。
有一位县委副书记是个红军战士，当年贺老总率领红军走陕南经过时，他还是放牛娃。他参加了红军，多年来南征北战，作战勇敢逐级升至团长，但因年老体弱已不适应部队的紧张战斗生活，加之文化程度又低，军事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，也使他难以胜任，以后转业回故乡，担任县委副书记。他为人厚道，平易近人，与群众的关系很好。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红军。
老红军是个大家庭，除夫妻二人外，膝下生有五个子女，二男三女，妻子家务劳动繁重，生育过多而身体较虚弱，人显得消瘦，不知怎么今年又怀孕了？虽然当时还没有大张旗鼓地实行计划生育，但由于拖累较重，搞好家务力不从心，因此迫切要求绝育，也曾多次跟我谈过此事。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夫妻意见未达成一致，主要是老红军担心手术会把身体搞垮，这一大家人怎么办？会影响他的工作，使绝育手术一拖再拖。后来他妻子要求我去做老红军的工作。
有一天我到她家给孩子看病，她有意留我吃饭，安排我给老红军做工作，饭后利用闲聊的机会，给老红军解释说：绝育就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，使要求不再生育的人达到永久阻止怀孕的目的，像嫂子这种况最适合作个小手术就解决了，只是在腹部切开个小口，大约2—3公分长（我用手势给他示意有多长)他看后点头同意，只有少量一点出血，好像把手划破了一样多，手术后仍下床活动，七天拆线就出院，绝对不会发生意外，也不会留有后遗症。
老红军为人正直忠厚，有军人果断的作风，他又处于领导地位，听后通达理地笑着说：只要对身体无大害，我同意作绝育手术。他的妻子对我点头示意，表示感谢。
结扎输卵管的绝育手术，据统计有一百多种，而最常用的有三种：输卵管管芯切除近端包埋法、输卵管折叠结扎切断法、输卵管折叠结扎法。不难看出输卵管管芯切除近端包埋法最保险最安全。
接受绝育手术的人不是一般人物，手术的成败在全县都有很大影响，为了慎重起见除在术前做好充分准备外，我还请外科手术操作较熟练的一位医生当我的助手，以便在手术中协作完成。这个手术虽然不大，但是政治色彩很浓。
手术按步骤程序顺利进行，根据妇科手术常规，我站在受术者的左侧，助手站在右侧，便于手术者看到盆腔脏器，有利于手术操作。当我用卵圆钳夹出左侧输卵管后，采用管芯切除，近端断头结扎，后用系膜包埋，再后结扎输卵管远端，并把它保留在系膜之外，把术后的输卵管送回腹腔。
我的助手作右侧输卵管结扎时，只用切断结扎法未作包埋。当时我提醒他包埋保险些，他认为已经切断结扎了，不会那么容易再通，就未作任何处理把右侧输卵管送回腹腔。我确实放心不下，人家又是我请来的，又不好意思再坚持，谁知埋下了隐患。
受术者术后恢复良好。一切正常，切口一期愈合，七天拆线，高高兴兴地出院了。
几个月后不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，老红军的妻子在不断地掉头发，多年来她的亲身体会是每次怀孕后都要掉头发，她奇怪绝育手术都作了，为什么还会掉头发呢？她不相信会怀孕。那么掉头发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她去看中医又去看西医，都无法解释掉头发这种现象。最后才来找我，我也纳闷难道手术失败了？当时的院领导认为这是一个医疗事故，要追究我的责任，企图把我从保健大夫的岗位上拉下来。
现在谁也说不清是哪一侧手术失败的，我自信经过结扎包埋是保险的，何况远端游离在包埋以外，精子是无法通过的。当然我也没有证据说明人家的手术失败了，唯一的办法只有打开腹腔证实，是哪一侧输卵管再通了？又给受术者带来不应有的痛苦，惭愧呀，惭愧！
我多次到老红军家里赔礼道歉，受到孩子们的冷眼抱怨，老红军的妻子通达理，一再地安慰我劝解我，她越是这样，我越无地自容，实在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，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她家。
老红军见我也不说话，这样使我更难受，你让他说什么呢？说重了他是一位县委书记，还得考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说轻了难出他这口怨气。我痛心地感觉到辜负了组织的培养教育，没有尽到医生的职责，反而给别人造成了痛苦，这算是治病救人的医生吗？我走到哪里都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，不敢抬头见人，走路只走街边躲着人走，每时每刻都想到手术的失败，罪过呀，罪过！
时间不等人，妊娠一天天的大起来了，解决问题宜早不宜迟，我硬着头皮去做老红军妻子的工作，动员她作小剖宫，一方面终止妊娠，另一方面也检查一下是哪一侧输卵管没有结扎牢靠，或是两侧都失败了，也好总结教训，对我们也是个教育。另外请她体谅我不明不白的背黑锅，是我的责任还是别人的责任现在说不清，只有复查用事实说话才是最有说服力的，如能同意手术也是对我最大的帮助，否则我这个冤案何时才能平反？！
一通百通，只要老红军的妻子想通了，自然而然她会去说服老红军，而老红军德高望重，地位已是县委书记，是执行党的政策的人，能够允许别人犯猎误，也能允许别人改正错误，很爽快地同意再作手术。
县医院的况就不同了，气氛比较紧张，一部分人手术时在现场，亲眼看见我是断端包埋，按理说是不会再通；又有一部分人盼望我手术失败，想看我的笑话。两位院领导对此事的态度也不一样。
我们两个当事人的心也是很紧张，两人都怕自己做的一侧失败，是要负责任的，搞不好还会给处分。我坚信我做的这一侧不会失败，为这次失败我翻阅了国内外许多资料，只要是近端包埋，远端断头开放，手术失败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先例，所以我有恃无恐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。然而我是主管医生，又是主刀术者，不论是谁失败了，我都负有不推卸的责任，因此我不论在公开场合或是私下交谈，都承认这是我的责任。
此事惊动了县上领导和卫生局，在手术的那一天，卫生局长来了，老红军既是领导又是家属也来了。我们处于一级战斗准备，
术前准备检查了一遍又一遍，做到万无一失，再不敢一错再错了。手术还是原班人马，我和助手各就各原来的位置，另外医院还派专人监督失败结果。
按照小剖宫的规定步骤，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各个手术程序，经过详细检查无误后，才开始检查输卵管再通的失败原因，首先我用卵圆钳轻轻地夹出左侧输卵管，看到输卵管的近端仍然包埋在系膜内，远端断头仍然留在系膜外，远近两端断头相距一厘米。这时我请助手先看结果，未见提出异议，再请监督人认定结果，他检查后肯定没有再通，并写人手术记录中，作为鉴定结果。
这时我们再检查助手作的右侧，当输卵管取出后，好像没有作过切断结扎一样，输卵管上只留下一个压迹，充分说明已经再通了，助手在事实面前无话说，我很客气地请监督人判定结果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，他也写入了手术记录中。不等手术结束，这位医生迫不及待地跑去向领导汇报结果去了。我也如释重负，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。
消息一传开，一时间在人群中喜的喜，忧的忧。天空由多云转为睛天，凝重的空气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
( 反哺：一名乡村医生的自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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